吴定良（1894年-1969年），江苏金坛人，字均一，曾用名吴士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

192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1934年加入国际人类学社，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吴定良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潜心于统计学与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创制“相关率显著性查表 ”，建立头骨眉间凸度与面骨扁平度的研究方法等，得到统计学界与人类学界的公认。30年代下半期起，一直致力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创立、发展及中国人类学人才的培养。

1893年1月，吴定良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开明地主家庭。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12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心理学系。

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

1926年，考取“乡村教育”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

192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1929年，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

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同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

1935年，吴定良教授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国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教授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和《人类学集刊》两本杂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1944年在国民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筹备处”，吴定良教授担任筹备处主任，全面开展“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于吴定良教授在“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工作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五年向其颁发“胜利勋章”一枚。

1945年，吴定良教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人类学和统计学相关课程。

1946年到1948年，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1947年—1952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教授任系主任兼所长。

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

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

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

1969年3月，的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同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在统计学方面的工作与贡献

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这10年间，吴定良在统计学的学习与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苦功，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创造的相关系数计算法和相关率显著性查表，该表是他花了数月的时间，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出约七万个数据才得出的。该表的问世对当时统计学上相关分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各学术领域的学者在用相关率来分析事物间的相关程度时提供了方便。自40年代下半期起，吴定良相继在浙江大学、杭州重煇商业专门学校、复旦大学和上海水产学院等院校讲授统计学，为中国统计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50年代初期，他曾在浙江大学创立生命统计专修科，并曾为杭州市卫生局拟制杭州市生命统计表格及编写有关生命统计的研究报告，还举办了两期“生命统计培训班”，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人口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3]

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

在古人类学方面，他对北京猿人、南京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的骨骼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各阶段的猿猴与猿人的骨骼作了细致的比较，并采用两种统计指数从事分析，发表了《古代人复原象》等一批论文。他采用弦矢指数的方法对北京猿人的眉间凸度进行了数量分析，对确定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骨骼测量学方面，他于英国留学期间，与导师皮尔逊或与著名人类学家莫兰特合作，在骨骼测量学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人体内特有骨骼的形态测量学特点的进一步调查》、《对人的面部骨骼扁平度的生物统计学研究》、《依据头盖骨的尺寸对亚洲人种的初步分类》等论文。在瑞士留学期间完成了一批埃及9世纪的头骨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对埃及九世纪七十一个头骨的研究》。在这些论文中，吴定良对头骨的形态学特点、人种学特征、测量方法等作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面骨扁平度的测量方法上有新的创造，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一直沿用至今，并被列为人类学学生的参考书目和有关论文的参考文献。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对中国殷墟的遗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立了颅容量的计算公式、测定颏孔位置的指数，并论述了中国人额中缝的出现率及其与颅骨其他测量值的关系。50年代，他着重研究了现代人下颌骨和颏孔的类型，论述了它们在演化上的意义，并对体骨如肩胛骨、锁骨、胸骨等的形态作了许多研究。他还研究了骨骼定位器、三脚平行规、测骨盆仪和描绘器等人体测量仪器的结构，加以改进，按他的设计加工制造的仪器不但提高了测量与描绘的精确度，也提高了使用的方便度。1956年，他受有关方面委托，运用自己在骨骼测量学方面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科学地、令人信服地对方志敏烈士的遗骸进行了鉴定。

在活体测量学方面，吴定良在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主任时，长期深入贵州、云南山区的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发表了《贵州垻苗人的体质》等论文，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开创者。在复旦大学任人类学教研组主任时，他带领组内同事，对南京、丹阳等地少年儿童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现状、特点和生长发育的规律性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与20年前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证明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条件的改善，儿童的体质状况普遍得到提高。这一时期他还对上海市新生儿的色素斑从形态学和组织学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并与世界各种族的资料加以对比分析，阐明它在人种学与遗传学上的意义。他与教研组的人员一起，调查与收集汉族、壮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等的血型资料，为阐明中国各民族的起源、迁徙及相互关系积累了数据。

在应用人类学方面，50年代中后期，吴定良接受了为解放军防化部队举办人体测量培训班的任务，并对防毒面具的设计作技术指导。他主持并亲自参加测量上海各钢铁厂炼钢工人的体型，为设计钢铁工人的劳动防护服收集体质资料；他重新设计了脚部测量工具，到各种类型的工厂去测量工人的脚型，为60年代全国性脚型测量和鞋型尺寸系列的制定打下了基础。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